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指数值为49.2%，较上月下降2.7个百分点，在连续3个月运行在50%以上后落入收缩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经济运行的实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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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过去一个时期，随着疫情风险持续化解、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居民消费需求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政治局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

笔者认为，这个合力既来自政策效力，也包括内生动力。而且，政策效力最终要有利于激发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第一性的，它比政策效力更难得更重要。

所谓内生动力，是指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创新的力量，以及由此构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与产业生态和产业体系协同作用的力量。内生动力带来的收入和就业增长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源头活水。内生动力通过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内生动力通过提高劳动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些都将从根本上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发展到当今阶段的中国经济，如何培育、生成和壮大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答案是，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企业自身，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助力与作用。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中国经济能否形成内生动力的命门。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制造型、服务型企业将向科技型企业转型，进而使企业实现从生产链主导到创新链主导，并实现创新链的全流程整合。科技进步、产业创新要求企业形成科技创新主导的组织架构，这不仅决定了企业的发展规模，更决定了企业的发展质量。为此，产业组织中的科技型企业将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开发试验研究，再到产业化的创新链。企业将从科技创新决策、研究开发投入、科研活动组织、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对战略、资本、项目、平台、数据、人才及政策等关键资源进行系统布局，一体化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协同的创新链，并以科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链解决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和痛点，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补链强链。以华为、比亚迪(002594)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以及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已经或正在形成创新链及其全流程整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了自身的贡献。

观察和研究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型企业数量严重不足。这是制约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就是要加大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力度，同时推动这些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近几十年来，科技型企业深度涉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为趋势性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和提升。随着科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应用基础研究成为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型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活动，必然受到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驱动，多具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它们所从事的应用基础研究是创新链的有机组成部分。科技型企业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必然选择。为此，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台相应的制度安排，加快形成高质量的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建立科技型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退税制度，作为国家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的具体措施；要鼓励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与科技型企业合作，帮助建立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机构；要建立高层次奖励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专项大奖，形成常态的激励企业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

形成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营商环境。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

这些方面的具体措施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尤其重要，要加快落地落实。

在经济学的框架中，政策效力是短期因素，内生动力是长期因素，它们是从不同视角提出问题的。良性的经济运行需要健康的长期因素不断释放并起作用。这也说明，内生动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